韩城党组织抗日纪实

1、关林庙会议

1944年春,日寇为了打通京汉(河南段)、粤汉(湖南段)和湘桂(广西段)铁路运输线,以取代它被美英切断的海上运输线,接济救援盘踞南洋各地的日军。特调集九万七千人,进攻河南、湖南、广西等省,战火将波及豫西。我中共宜阳地下党打入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党员许作智,和我上级党组织打入第一战区的同志,同时获得了这一情报。

对这一情报分析后,宜、洛、伊三县地下党负责同志经过商议,决定按照党中央早已做出的“组织武装、抗击日寇”的指示,于农历1944年3月28日夜,在关林庙召开三县地下党紧急抗日联防会议。会议地点和吃住、保卫等事项,由党的关林联络站田玉甫同志安排。

宜阳县地下党参加会议的有程远宣、侯安国、李自荣、昌渊亭、亢书贤等同志;那天傍晚,大家装作进庙烧香拜神的样子,分散开先后进庙。进庙后,大家围坐在关帝庙北面的柏林里。

会议开始后,程远宣同志先谈了当时的紧急形势。他说,根据我地下党得到的可靠情报,日寇近日要进犯豫西。在这种危险下的局势下，国民党嫡系部队已避战西逃,第一战区长官部迁往汉中,他们把豫西人民撂下不管,保卫豫西的担子已经落在我们共产党的肩上。党中央早在1938年就已经指示河南省委:日冠过黄河,我们就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保卫豫西。我看咱们应按这个指示,立即组织地方武装,在豫西抵抗消灭日寇。接着他讲了会议的主要任务:一是研究怎样建立党的抗日武装;二是研究三县武装怎样配合作战。最后,经大家一致同意,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各县大力宣传,发动群众,请乡亲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献枪,有粮献粮,团结一心组织县区抗日救亡军,筹集粮食、武器和弹药,存放在偏僻的山村里。

二、搞好抗战工作,联络各县有枪支、有威望的爱国人土和我们一道抗日,选拔有作战经验的军事人才作为抗日救亡军的骨干,动员学生参军或参加培训,学习游击战术,准备战斗。

三、洛阳、宜阳、伊川三县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军的政治工作由程远宣、郭显坤负责。

四、将洛阳、宜阳、伊川划为三个作战区。各战区范围内的一般战斗由战区自己掌握,重大的跨越战区的军事行动由张思贤、宁晋山、程远宣作总指挥。

五、迅速整顿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党对抗日武装和抗日工作领导。

洛阳关林庙会议为豫西的全民抗战指明了前进方向,制定了具体的抗日方案,对豫西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韩城地下党抗日武装组成

关林庙会议一结束,程远宣、侯安国、李自荣、亢书贤等同志星夜赶回韩城。第二天就召集王年曾、王庆恩、王耀祖、王积中、王尚庚等人在韩城西关侯安国家开会,贯彻我地下党三县抗日联防会议精神,讨论具体的实施方案。

大家认为,我们组织抗日武装的工作,是在日军尚未到达宜阳之际,当地的国民党政权还在假借宣传抗日,蒙敝群众,加强自己的统治,而广大群众也没有看透国民党的虚伪面具。所以,党员身份仍需保密,组织抗日救亡军必须秘密进行,本县各区党组织的通讯联系要十分警觉,谨防国民党特务和汉奸刺探情报,破坏我地下党组织。

为将这次会议的精神付诸实践,大家还根据具体情况定出了详细计划:在老党员子弟中选拔优秀青年参军;派李旺子(李自荣胞弟)负责通讯联络工作;派麦玉芳(党员培养对象)发动学生和社会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军;命王云生(王耀祖之子)侦察乔自荣匪部的兵力分布和活动情况;派亢书祥(亢书贤族兄)打入宜阳县伪警察局与局长谷连杰交友,了解情报;派亢西恩(亢书贤族叔)借行医到乔自荣家里打听乔匪的军事动向。(后来,这些人以社会关系作掩护,都出色地完成了党的任务。）

这次在韩城召开的会议,因时间特别紧迫,上观和赵保等地的同志未能到会。

会议结束后,程远宣、李自荣一边通知未到会的同志马上到上观泰山庙沟曾兆文家聚集,一边动身去上观找曾兆文,做好召开军事会议的准备工作。

4月4日,张须、张达人、张宏道、曾兆文、王文瑞、冯玉亭、王积中、侯安国、王发西、王庆恩、王年曾、王尚庚、王振华、亢书贤、李自荣等人都到齐后,程远宣主持的宜阳地下党第二次抗日会议正式开始。

此时,河南战役已经打响,豫西危在旦夕。广泛地组织抗日武装刻不容缓。因而在会议上成立了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由侯安国(后在战斗中牺牲)任支队长,程远宣任政委,王年曾(后被捕牺牲)任副政委。下属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李自荣,副队长卫梦松,教导员王庆恩;第二大队队长曾兆文,副队长赵遂重,教导员庞尊三;第三大队队长冯玉亭,副大队长亢书义,教导员亢书贤。

至此,我们韩城的地下党有了自己领导的统一的抗日武装,靠着这支力量,,与世界上自称最强大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3、唤起民众同抗战

韩城会议和泰山庙沟会议开过之后,在各地党组织的宣传、发动下,全县出现了各界人土踊跃支援抗战的热潮,在会后短短的半个月内,大批学生和社会青年参加抗日武装,单是抗日一支队就发展到了三百五十多人。其中,冯玉亭和亢书贤负贵的三大队猛增到一百五十多人。为让新增加的青年适应军事生活的环境,经领导研究,将新增的九十多人编列为学生队。待这些人适应新的环境后,又将他们和老队员混编成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朱柏舟,副中队长赵天玉,指导员麦可宗;第二中队长赵鸿勋,副中队长庞荣庆;第三中队长卫付对(后在战斗中牺牲),代理队长马超武。

有青壮年的家庭出人参加抗日武装,一些稍富裕的家庭则自愿为抗日支队捐献粮食,短短几天时间,抗日支队在韩城、张深等地筹集粮食八十余石,单是麦玉衡一家就捐出小麦三石。

有了人员和粮食,武器弹药则成了我地下党急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支队的同志都积极想办法做工作。

窑上村吕麻子处存有国民党军队西撤时丢弃的一部分枪支弹药。程远宣、侯安国、王年曾三个人到其处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搞到步枪二百支,子弹六十箱。

亢书贤和王云生从沙子沟村张西朋家做动员收到步枪七支，子弹五百余发。后又和麦子璋、冯玉亭两位同志到王沟的王少先家,动员他捐出不少的武器弹药。由于王少先是位特殊人物,关于和他的交往详述如下，泰山庙会议结束后,为有效解决武器弹药十分紧缺的问题,程远宣、王年曾、侯安国对地方实力派人物进行分析后认为:王沟的王少先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和国民党新八军军长胡伯翰是换贴弟兄。胡伯翰仓惶西撤时,把大批武器弹药(单是枪支就约有几千支)留给了王少先。王少先回到地方后,思想比较进步,早在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就和我党建立有统战关系。那时,宜阳的国民党特务疯狂侦捕我地下党员。在他的保护下,我党隐蔽在王沟学校的张尊六、麦子章、王庆喜、孙风章等同志均安然无恙。

组织上便决定派亢书贤和麦子章、冯玉亭到王沟联系解决武器弹药的问题。

1944年农历闰4月上旬的一天,他们三人到了王少先家,见面寒喧后,亢书贤对王少先说:“目前,日寇已侵占了豫西,大家要以民族利益为重,携手抗战。我们已经组织起一百多名学生,准备抵抗日寇,但缺少武器弹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援助。同时,还想请你出兵抗日,你看怎么样?”

听了亢书贤的话,王少先慨然答应说:“我和程远宣、侯安国、王年曾是多年的老朋友啦,支援你们枪支弹药,我愿意。这样吧,先给你们步枪一百二十支,手榴弹五十箱,再给你们三支手枪让领导使用。以后需要多少再给多少!”

几个人当即对王少先表示感谢,王少先却说:“不必客气,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支援和参加抗日是完全应该的。今后,必要的时候,我手下的二百多人一定和你们共同抗日。我也坚决愿意服从程远宣的领导,请你们尽管放心。”说罢,他当即命人取来三支手枪,三支步枪让我们带回。

第二天,我们又派车到王沟拉回了其余的枪支和弹药。听说乔自荣曾向王少先要过武器,王少先未给,后来,五分区张剑石书记又让亢书贤等去找王少先请他支援弹药。王又给子弹三十箱,手榴弹五十箱。1944年11月,韩钧司令来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时,缺乏武器弹药,程远宣又两次派亢书贤和麦子章到王少先处搞来子弹五十箱,手榴弹五十箱。为此,张剑石书记和韩钧司令对王少先给我军的支持表示感谢。同年秋,王少先带领二百多人,出动机枪迫击炮,增援我游击支队,将渑池县国民党顽军上官子平击败。

4、三岔沟首战告捷

开过泰山庙沟会议后,韩城地下党领导的这支抗日队伍,便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备战状态。向上观红涧沟一带(包括泰山庙沟和三岔沟)集中。准备在此处建立西南山抗日根据地。

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既山大林密,群众基础好,又有我们原来购买的房屋、窑洞和森林作依托。另外,还有国民党十五军设在三岔沟段世勋家的一个仓库,该库房有装满两座楼房的军用物资,而只有少量土兵看守,关键时拿下可补充我部军需。

大约到农历4月13日,抗日游击第一支队,已在红涧沟一带集结完毕,并做好了迎战日寇的准备工作。

4月24日,宜阳县城失陷的第二天,有一股向西进犯的日军行至沙坡头村时,分兵八十余名,向南进山搜索,被我守候在山口的流动哨发现。得到流动哨的敌情报告,支队长侯安国和三个大队的负责人又惊又喜,惊的是日本鬼子来得这么快,这支刚组建的武装从没和强大的外国鬼子交过锋,心中没有底儿;喜的是三岔沟内的地形对我们很有利;东西南三面是树木茂密的高山,中间是南北走向的深沟,若在此埋下伏兵,待鬼子从北面进来后,马上堵住退路,鬼子深陷居高临下的包围圈,必败无疑。

大家经过分析商量后,决定利用三岔沟的有利地形和敌人打一仗,试试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的战斗力究竟怎样。接着支队长侯安国便开始部署兵力,他命令冯玉亭的三大队埋伏在东山坡;命令曾兆文的二大队埋伏在正南面;命令李自荣的一大队埋伏在西山坡,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各大队同时开火。

经过简短的战前动员,各大队便进入了各自的战斗位置。不大一会儿,打着膏药旗的日军,便陆续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内。敌人出现后,各大队再次重申了纪律:“不要急于开火,待敌人全部进入了伏击圈后再射击。

过了不到十分钟,搜山的敌人果然全都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侯安国一声令下,东西南三面的游击队员突然一齐开火。敌人被突如其来的弹雨打得晕头转向,想往前冲,大山挡道,欲往北撤,退路被阻,处于我军三面夹击之下,敌人无奈,只有在狭窄的山沟中乱作一团,被动挨打。

经过约半小时的激战,八十名日军被我消灭了七十多个,只有约五、六个鬼子侥幸逃窜。

这次战斗,我军获步枪七十多支,子弹三千多发。战斗结束后,我军迅速向南撤往南大豁子的原始森林里,次日,敌人大队人马进山报复时,找不到我军踪影,将十五军仓库烧毁后离去。

三岔沟抗日首战告捷,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十里八乡的青年踊跃参军,我抗日支队的人数迅速增加,游击范围也从西南山扩大到渑池、新安边界。

5、汪河炸军车

三岔沟战斗结束后,支队领导和三大队的负责人在一起总结研究后认为:在当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坚持运用毛主席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这一战略战术,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状大自己。根据指导思想,支队每天都向洛河两岸派出侦察员,侦察敌人动向寻找战机。

4月下旬,派往洛河北岸的侦察员回来说,据观察,日寇西侵后,在洛宁的王范、长水等地设立了几个重要据点。为给这些据点的鬼子运输军需物资,洛阳大本营的日军每天都要派出装满物资的车辆到洛宁去。这些车辆总是在早上天大亮时往西开,下午天黑前往东返。

得到情报后,支队领导经过认真考虑决定利用敌人的这一活动规律,在地形较复杂的鱼泉以西汪河以东的古路壕伏击日寇军车。

两天后的一个中午,候安国、冯玉亭和亢书贤三个人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队员悄悄潜伏到预定地点。

大家先后分段挖好几个坑,把打开保险盖的手榴弹捆成几捆放到里面,再将每捆手榴弹的拉火环系到固定的路两边的绳索上,再把手榴弹和绳索伪装好。

一切进行完毕,又分两路隐蔽到路壕南北两边草木茂密的高地上,等待敌人军车的到来。

下午四五点左右,敌人的两辆军车果然自西而来,前面一辆军车的轮子刚压到绳索上，车下的手榴弹便轰隆隆地响了起来。紧接着,后面军车上的敌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便猛烈的撞到了第一辆军车后尾上。

鬼子一阵大乱,就在敌人呜哩哇啦惊魂未定之时,同志们一阵猛射,消灭了六个鬼子。待敌人援军赶到,侯安国他们早已结束战斗远走高飞了。

6、成立抗日工作委员会

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寇在占领宜阳后,烧杀抢掠气焰十分嚣张。在这种情况下,分散在洛河川区(敌占区)两侧的地下党抗日武装，在联络、组织、统一调动等方面都很困难。为了加强党对抗日工作的领导,坚守在西南山抗日根据地的我县地下党的负责人程远宣决定,农历闰4月中旬,召开中心区委扩大会议,选举抗战时期中共宜阳县党的领导机构。

决定做出后,亢书贤和李自荣(游击支队第一大队长)冒着风险通知了韩城的王庆恩、水沟庙的王积中(区委书记)、官庄的王尚庚(区委书记)、赵保的张达人、张须等同志,到红涧沟参加会议。

程远宣主持会议,大家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把韩城中心区委改组为中共宜阳县抗日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县的抗日工作,并选出程远宣、王年曾、张达人、王尚庚、王积中、曾兆文、许作智、亢书贤等八名委员,书记由程远宣担任。

会议作出以下决议:一、恢复健全党的组织,并设法与上级取得联系;二、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三、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四、开辟扩大抗日根据地。具体任务是: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筹集武器弹药,做好粮食等物资供应,团结地方爱国人士与我们联合抗日。

由于抗日工作特别繁杂困难,战略性很强,并且任务重,一个人负责一个区,出现紧急情况,耽误工作,因此,抗日工作委员会的委员选定工作完后,王年曾同志建议每个大区增添一个委员。根据这个建议,大家决定,增添西北山区委冯玉亭、水沟庙区委王文瑞、南山直属支部李自荣等三位同志为抗日工作委员会委员。至此,中共宜阳县抗日工作委员会共有委员十一人,领导全县的抗日工作。

中共宜阳县抗日工作委员会成立不久，1944年农历闰4月，程远宣又带领抗日游击第一支队,参加了洛阳王山寨的战斗。与洛阳、伊川二县抗日游击队一起战斗，共700多人。

这次战斗歼灭日军四百多人(单是尸首就运了几天),由于日军伤亡惨重,他们攻进寨内后,恼羞成怒,气急败坏,枪杀刀挑徒手群众五百多人。在战斗中,中共王山寨支部的王中学等党员全部牺牲,我外围武装力量伤亡三十八人,友军伤亡二人。

事后，程远宣等认真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他们说,这次集中三县兵力联合作战,杀了侵略者的威风,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但今后还是应多打游击战,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说明:王山寨战斗以及当时的其它一些战斗,虽为共产党领导发动,但在当时国民党残酷剿共的情况下,地下党人为继续隐蔽,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无法公开宣传自己的抗日战果。因而,退到西安的国民党军队竟在报纸和电台上把共产党人在王山寨等地的战绩,吹成是自己的。)

7、仁厚除奸

正当我地下党武装出生入死地同日寇战斗的时候,各地的一些有实力的国民党顽固派人物却不打日寇,专干鱼肉百姓、偷袭残害共产党人的罪恶勾当。

在仁厚村,当过多年保长的全世发,倚仗徐吉生部下的团长全世英为靠山,用他拉起的百十来人的土匪武装,横行乡里,与我党为敌。5月的一天,他在仁厚村将我党的地下情报员亢四和李×二人逮捕后,残酷杀害,严重破坏了我党领导的抗日工作。

1944年6月,我抗日游击队长侯安国同志为扩大抗日武装,按原定方案到韩城起运枪支,途中被敌人发现,侯安国、侯安宗同志壮烈牺牲。

仁厚事件发生后,为严惩凶顽,消除恶劣影响,我地下党抗日委员会书记程远宣召集开会,会上大家研究决定,冯玉亭和亢书贤率领卫付对、卫虎子、石守廉等人除掉祸害全世发。

全世发土匪出身,慓悍胆大,手脚麻利,枪法也好,出入来往有保镖跟随,要制服他并不容易。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冯玉亭和亢书贤做了周密的安排,利用夏季天热全世发在其大队部午睡的时间,让我们事先已做过工作的他的保镖向他开枪,同时在匪大队部周围几个关键的路口派人严密把守,以防其受伤后逃跑。事情的发展果然在预料之中,射向全世发的子弹未能击中要害,他捂着肩膀,踉跄地向寨外通住福昌村的路上跑去,就在他过水沟的时候,我们预先布置在那里的游击队员尚水怀一声枪响,将其击毙。

树倒猢狲散。全世发死后,原在其大队的彭锤子、叶小才等十多人参加了我党游击队,其他全部自动散去。这次行动,为抗日工作扫除了一个障碍,也为地方除了一害,当地民众拍手称快。

8、九月的两次战斗

1944年6月，张剑石回到宜阳，开辟伊洛区，迎接皮徐支队，以韩城为主的抗日游击第一支队活动区域移到渑池、新安一带。

1944年农历9月,由于斗争需要,抗日游击第一支队三大队移防到渑池、新安之间活动。当时,盘踞在这一带的河北省民军乔明礼团,祸害百姓,无恶不作,气焰十分猖獗。我部到达此地后,该匪团为扩充自己的地盘称霸一方,设法与我抗日武装作对,不断制造磨擦,挑起争端。

我部在烟沟一带驻扎期间,乔明礼团的一个营多次从我防地通过,向东转一圈就返回去了。他们说是去对日打风(“打风”即侦察敌情),实际是为了麻痹我们,预谋寻机吃掉我们。

15日一大早,乔部人员窜入我防区后,突然呈战备状态，对我防地实施迂回包围。当时,我部设在烟沟西南角山头上担任警戒的哨兵发现这一情况后,竟没有回来报告。幸亏有个战士在上厕所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并迅速赶回来作了汇报。冯玉亭和亢书贤听了后赶紧商量,并立即采取措施,未等敌人合围,即令一中队后撤占领高地,同时,命令二、三中队立即左右散开,准备进行阻击。我部占据有利地形后,向对方开枪警告。但敌人仗着兵多,有恃无恐,继续向我军逼近,见时机已到,冯玉亭和亢书贤立即命令全线开火,奋力反击,最终打退了敌人。事后查明,哨兵因受叛徒曹班长的挟迫,才隐报敌情,致使我部险遭不测。

经过这场战斗后,我们意识到:在我方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没必要跟小股伪匪消耗兵力,因此,为避免磨擦,我们主动放弃了烟沟,撤住油房沟。

17日下午,我三大队正在油房沟休整,突然洛阳地下党送来皮定钩司令的指示,要我三大队速到洛阳西北山的柏树沟村(今属孟津县)参加战斗。原来当地的一股伪顽势力,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独霸一方,不顾国难当头,不仅长年在当地祸害百姓,还经常对我洛阳县王其五抗日大队进行攻击,使该大队的抗日活动难以正常进行。目前这股反动势力正聚集在距陇海线不远的柏树沟村,为扫除抗日的障碍,皮司令要求我三大队即刻出兵,协助洛阳县王其五抗日大队彻底消灭敌人。

接到命令后,第二天一早,三大队便从渑池油坊沟出发,经过一天的急行军赶到柏树沟。两队会合后,即对匪部实施包围,同时迅速发起攻击,结果枪一响敌人便溃不成军,狂奔乱跑,我军则四处搜寻追杀敌人,有三名被逼躲到碾盘下顽抗的敌人被我击毙。

三小时后,这场激烈的战斗胜利结束,整个战斗中,我军共歼灭顽军一个中队,毙敌三十多人,俘敌二十三人,缴获步枪六十多支,为洛阳人民清除了一股反动势力。

（本文节选自《亢书贤革命回忆录》有删节改动）

注：亢书贤 1924年生，宜阳县韩城西北山张深村人。离休干部。解放前后，张深村一直归韩城管辖，今属高村镇。